AAR Japan

诞生于日本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因电视广告等而闻名的 『AAR Japan[救助难民协会]』。
AAR日本公司成立于1979年，目的是支援印度支那难民， 此后其活动范围扩大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自2011年以来，FLEXSCHE一直在支持该组织。
我们访问了位于目黑的东京办事处，与当时的总干事堀江义明和古川千秋交谈， 后者参与了许多项目，包括在海地的一年半和在阿富汗的地雷对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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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务理事·事务局长（COO）※当时

  堀江 良彰

  在为一家国际航运公司工作后， 他在30岁时加入了AAR日本公司。 从那时起在东京担任行政人员，并常常短期出差支援40多个国家。 目前，作为秘书长负责组织行政人员和协会的整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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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局长辅佐·项目经理

  古川 千晶

  在为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工作后，去英国学习国际发展。 回到日本后，于2010年作为AAR日本的外派人员在海地工作了一年半， 后来又在阿富汗、缅甸和其他危险地区工作。 她目前在东京办公室工作。

『AAR Japan[援助难民协会]』（以下称AAR）时怎么样的组织？

堀江 我们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专注于难民援助、国内外紧急救灾、支持残疾人、地雷行动和提高认识。 我们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援助，目前正在15个国家工作（截至2018年6月），包括缅甸、阿富汗、土耳其、赞比亚和日本。 最近，在孟加拉国，我们于2017年10月开始支持缅甸的流离失所者。

协会时如何创立的？

在泰国-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分发物资的前会长相馬雪香（左）

堀江 AAR前会长相馬雪香在1979年成立了AAR， 当时正值1970年代末印度支那难民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 当当时被称为Boat people的印度支那难民抵达日本时，日本政府 虽然提供了临时照顾但是非常不愿意给予他们永久居留权， 一位加拿大朋友告诉相馬，"日本不接受难民， 当你去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时，没有日本志愿者。 日本是一个冷淡的国家。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将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于是相馬决定创建一个市民团体， 从民营的角度支持难民。 当时成立了“印度支那难民援助协会”。

这个从个人想法展开的组织。

堀江 是的。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报纸上有报道，许多人支持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头四个月就筹集了1亿日元。 当时，我们为来到日本的难民授课， 为他们提供奖学金，向国外的难民营派遣护士，并向其他组织提供财政支持。

后来苦熬大了活动范围是吗。

堀江 难民问题不仅在印度支那，而且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东非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存在。 因此，不仅支持印度支那的难民， 而是作为支持世界各地的难民的一个组织，1984年，我们重新启动了。并改名为 "难民援助协会"。 之后，通过我们在难民营展开活动我们发现很难将物资送达到残疾人手中，所以我们开始支援难民营中的残疾人， 另外残疾是地雷所致，所以我们开始展开了地雷对策。

AAR的特点是什么。

堀江 首先，我们是日本第一个专门支持难民的民间团体， 我们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影响。 作为一个市民团体， 我们尽力不依赖公共支持的资金，而是做一个由尽可能多的人所支持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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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残疾儿童创造教育环境的一部分活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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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就学的残疾儿童和现地员工、外派员工（塔吉克斯坦）

请谈谈FLEXSCHE公司和AAR的关系吧。

浦野 自2011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向AAR捐款。 这一切都始于东日本大地震。 在2013年和2015年，我公司赞助的『FLEXSCHE杯』台球比赛中我们为AAR 提供了一个场地的角落设置了展位。 这对AAR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堀江 通过FLEXSCHE杯使我有机会参加堀俊先生（记者/主播/前NHK播音员）的 广播节目（J-Wave "Jam the World"），他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 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的活动广为人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吸引广泛人群的一个好机会。

您提到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那么在当时活跃的众多组织中，您为什么选择AAR作为捐赠对象？。

浦野 在考虑向哪里捐款时，我们采用的标准之一是，该组织是否能够对当前正需要帮助的人产生直接的迅速有效的帮助。

堀江 当时最常见的捐赠类型是 "捐款"， 即在灾难发生后约6个月内收集并平均分配给受害者的钱。 我们收到的是 "援助资金"，是用于现在需要的活动的钱。

浦野 对我们来说，没有政治或宗教偏见也很重要。 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能够对灾难做出快速反应，这也是一个原因。

堀江 是的。除非你去过那里，否则你不可能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从媒体和互联网上获得的道听途说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的， 而且还存在着短缺。 当地的情况也很混乱，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立即去那里考虑能做什么， 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第一批队伍在第二天就来到了当地。 在东北，我们仍然专注于支持残疾人自力更生和那些因核电站而流离失所的人。

浦野 在第一年，FLEXSCHE的捐款指定用于东日本大地震， 但在第二年，改为涵盖AAR的所有活动并且年年如此。

堀江先生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堀江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运输业的私营公司工作了6年，基本上从事国际运输工作，包括驻扎在国外。 但是在一个大的组织里，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所以我在30岁的时候辞职，以改变这种状况。

那么之后为什么选择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了呢？

堀江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日本生活，衣食无忧，与世界各地的弱势人群相比， 是不公平的，我想知道是否有办法纠正这种仅仅因为我们出生地而产生的差距的现实。 所以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难民 "这个词，AAR排在了榜首。 当我打开网站时， 我看到有一个职位的空缺，所以就怀着“干一年左右”的想法提交了申请。

之后您在世界各地从事支援难民的工作吧。

堀江 基本上我一直都在东京工作，以出差的方式提供难民和灾难救济。 我目前是事务局长，作为责任者管理事务员的工作。

古川小姐为什么会去AAR？

古川 从小时候起，我就对 "世界 "和 "冲突 "这两个词很敏感， 对国际合作的世界感兴趣。 我想这部分是由于当我上小学时，柏林墙倒塌， 海湾战争进行。 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时，我有机会在美国进行中期留学， 当我了解到有一门叫做 "和平研究 "的学科时，我变得越来越感兴趣。 然而，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没有进入国际合作领域，而是在大阪做了一名人力资源顾问。 虽然收入比现在高得多，但当我30岁时， 和堀江一样，我决定重新考虑我想做的事情，并去英国的一所研究生院学习国际发展。

决定从事国际合作的工作了是吗？

古川 当然是的。在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开始找工作，我遇到了AAR， 他们给了我面试的机会，他们雇用了我。 那是一个外派职位，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在海地工作。 此后，我经常去危险地区。 我也曾在阿富汗和缅甸进行过排雷行动。 目前，我主要在东京的事务局工作，但有时会去外地进行紧急救援。

堀江 我也是在援助的开始阶段为了打好今后活动的基础经常出差。

AAR有多少员工？

堀江 日本国内就是东京事务局有48名、佐贺事务所和仙台事务所各有2、 海外有日本外派人员31名加上当地采用的员工170名左右。

浦野 招人时有很多应聘者吗？

古川 应聘者很多。

堀江 是啊采用后自主推出的不少。有的是去了其他团体，或家人反对等等都有。 不管怎么说工作待遇不像为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那样好（苦笑）。

古川 是啊（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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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对于人数来说有点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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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局位于一栋有47年历史的大楼的7楼

没有招收应届毕业生吧。

堀江 是的。老实说我们没有余力培育新人。 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自民营企业或有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的经验。

浦野 看您公司似乎女性比较多。

堀江 比例大约是6:4，女性比较多。 对于需要支撑家庭重负的男性来说待遇面是个瓶颈， AAR的创始人和现任理事长都是女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女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

古川 然而在一些国家，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例如在伊斯兰世界，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 因此，男性可能更容易进行谈判和讨论项目。 但是如果为此只派出男性工作人员，就很难听到女性的声音。 例如，当我们为制定项目进行调查时，如果只有男性工作人员，我们就无法听取女性的意见。 但真正的需求来自于那些不能发声的人。 因此，在援助活动中最好让男性和女性平等发挥作用。

地雷对策具体是做什么呢？

『请给我鲜花不要给我地雷』系列全集

堀江 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是清除地雷。 这不是我们直接做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很多技巧，而且很危险，但我们与英国的『The HALO Trust』合作。 我们还支持地雷受害者，并通过我们的儿童书（"请给我鲜花不要给我地雷"）提高人们的认识。 该画册的净利润用于反地雷活动。

古川 我们还在当地提供避雷教育。 我们走村串户，教育人们如何避免地雷造成的事故。 例如，在阿富汗，据说有超过1000万颗地雷。 整个国家都受到了地雷的污染， 要使该国的地雷数量降至零还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清除活动。 因此对他们来说，地雷是他们必须承受的东西。 如何在雷区旁边安全地生活就像日本的交通安全。

浦野 在近在咫尺的雷区安全生活的诀窍是什么？

古川 例如，一般情况下，不要靠近坦克，也不要靠近明显被炮弹毁坏的设施等等。 也有一个标记雷区的国际标准。 例如，一排白色的石头意味着该地区已经清除了地雷，而红色的石头意味着前面的地区是一个雷区。 一排蓝色的石头表示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 还有当地的标记，但了解这些信息很重要。

浦野 原来用石头可以表示危险区域。 我最近参加公司旅行的去了柬埔寨，相信如果事先有这样的知识会帮助我在旅行中看到不同的风景。

堀江 在柬埔寨，骷髅头标记被用来代替石头。国家不同所用的标志也不同。 例如，在热带地区，人们用木棍代替石头。 在阿富汗等干旱地区，使用石头是因为如果一棵树卡在石头里，有人会把它拉出来当柴火用。 一般原则是用该地区没有人重视的东西来标记雷区。

AAR的地雷对策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果？

古川 在阿富汗，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开展排雷行动，到2018年2月，我们已经确保了一个相当于560个东京穹顶的区域，清除了4,856枚地雷和22,310枚未爆炸的弹药。 已向873,956人提供了避免地雷的教育。

浦野这是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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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束炸弹的子炸弹。 包含数百个这种子炸弹的母弹在半空中爆炸，造成大面积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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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通过将木桩打入地下而埋设的地雷，当拉动连接在导火线上的电线时就会发生爆炸。 (前面)手榴弹

觉得工作中什么地方受累？

堀江 我负责管理，或者说负责协会的财务管理。 我们在15个国家工作，反之考虑我们仅仅只能给15个国家提供帮助。 当我们去那里时，需要帮助的人数量巨大，而我们无法接触到其中的大多数人。 与其说是我们去帮助，不如说是我们决定谁不能得到帮助。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在那里，我们试图与他们协调，以确保没有遗漏，没有浪费，没有支持的不平衡，但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

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捐款吗？

堀江 我们主要依靠捐款来资助我们的活动，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包括个人和公司，我们也通过销售慈善物品和音乐会收入来资助我们的活动， 但我们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政府的拨款。 与海外的NPO相比，我们的捐赠规模很小。 AC日本的电视广告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知名度，使人们更容易支持我们，但在日本，人们对NPO整体上有很多不信任。 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 在欧洲和美国，NPO和NGO已经能够建立一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政府对话，但在日本，情况仍然不是这样的。 我说过，我想减少公共资金的比例，但实际上它已经变得相当大。 我们对钱的依赖越多，就越难保持作为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浦野 提供资金的部委是否会对AAR提出什么要求？

堀江 基本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我们与任何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部会没有关系。 尽管如此，正如我之前所说，对资金的依赖和独立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增加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

古川小姐在援助活动现场最困难的时什么？

古川 特别是当你出国时的个人安全。 虽然你不会在战争的地方工作，但你不能否认存在着疾病、事故、绑架和抢劫等危险。 我自己也曾遇到过危险。

浦野 这是个艰难的工作。 继续工作是否曾让你感到厌倦？

古川 是比以前更害怕。 事实上我觉得稍微梵珏害怕才正好。 最后，你是唯一能保护自己的人，所以我参加了专业的安全培训，以确保我不会卷入事件或事故，或者如果我卷入了，我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堀江 我们过去曾因疾病和自然灾害而失去工作人员，而这项工作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道路事故。 安全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我们来说，安全很重要，因为只有在我们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支持别人。

古川 过去，我们在分发物资时曾发生过骚乱。 我们事先告诉人们，我们的物资有限，但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很生气，说："你们的物资不够！"。 这也是我们的错误，但这真的很可怕。

堀江 我们工作中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如何确保在许多人聚集的地方顺利地分发物资。 例如，当物资有限，只允许有残疾人的家庭或女户主家庭领取时，不领取物资的人就有可能发生暴乱， 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只有持有我们事先发放的优惠券的人才能进入发放区。

浦野 原来如此。经理很多活动才能积累这样的专业知识。

就算有这么多危险古川小姐继续工作的原动力时什么呢？

ネパール地震被災者緊急支援で物資を手渡す古川千晶さん

古川 毕竟，如果你亲眼看一看....... 在我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即海地的一家孤儿院，有一些新生婴儿被丢在外面。这与我从电视和图片中了解到的情况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惨烈。 然后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雨，我想，"就算这样那婴儿野还是在外面吧"。 那种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看到那一幕时，就不会想退出了。

活动中遇到有什么困难吗？

古川 有一句话我们经常使用，“Do no harm不伤害"。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援助，所以我们最不希望的是我们的工作对当地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并不容易。

具体是什么呢？

古川 例如，当有灾难发生时，很多人逃亡到一个社区。 那里的人即使他们不是很富有，也想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提供厕所和免费使用水井。 但后来马桶坏了，或者井里的水用完了。 如果援助团体只帮助受害者，这可能导致受害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冲突。 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要想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是非常困难的。

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古川 我认为第一件事是在援助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因为有许多援助团体来到一个难民营，如果你不协调哪个团体要在哪里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那么肯定会有支持集中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没有得到支持的人也会增加。 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有的人没有足够的物资，但却有大量的粮食过剩。 这不仅仅是给寒冷的人提供毛毯，或给饥饿的人提供面包，而是我们需要专业，以不同方式与其他援助机构协调，确保我们的支持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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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近流离失所的南苏丹难民亲手送去日常用品和其他物品（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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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派工作人员与我们提供学校供餐支持的学校中的儿童在一起（老挝）

调整是支援团体间对话吗？

古川 主要是在联合国和地方政府回帮助协调。 但有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这种协调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听取双方的意见，但也要听取当地人民的声音，并在援助中反映他们的需求。

古川小姐在支援活动中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古川 当我们出国时，我们是外国人，当我们来帮助时，我们和当地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关系。 但当地人比我们更了解情况，他们对我们安全有效地开展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可是来帮你们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应该是“请允许我们援助”。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如果不这样做我认为提供支持的人总是会走错方向的。

为国际合作如此努力的你们俩想对日本人民说什么？

堀江 我自己也是在日本生活时，很容易陷入 "只要日本好，就足够好 "的幻觉。 然而，日本是一个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国家，如果我们不以对其他国家的认识来行事，将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不打开大门，了解海外处境困难的人，并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最终也会受到威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非常重要。

古川 是的。 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所以总是有机会让外国帮助我们。 有时候收到“帮助别的国家前应该先帮助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意见，但正如堀江所说，最终，帮助其他国家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浦野是啊。

古川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国不感兴趣，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对世界有兴趣是很重要的，这反过来会帮助他们了解日本。

非常感谢，如果我们想帮助AAR，我们能做些什么？？

堀江 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首先，你可以进行捐赠。 你可以指定你希望你的捐款用于哪个项目或国家。 你也可以成为每月的支持者。 或者你可以购买我们的书籍和其他慈善物品，这些物品的净收入将用于资助我们的工作。

浦野 比如我在FLEXSCHE杯的时候发放了200块慈善巧克力。

堀江 我们也感谢捐赠的未使用的邮票和明信片。 我们还可以在讲习会活动中派遣讲师，为此我们要求至少捐款7000日元并支付实际费用，但如果你给我们一个主题，如 "残疾人 "或 "赞比亚"，我们会派有相关经验的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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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项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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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巧克力

您经常被邀请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做讲座？

古川 小学、大学和职业学校都有很多课程。 另外，对于那些正在向海外扩张的公司，我们与他们谈论他们发展地区的实际情况，这有助于他们制定自己的商业模式。

堀江 我们还组织活动，如慈善音乐会和外派人士报告会，我们售票或收取参加非来支付活动的费用。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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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办事处为儿童举办活动以促进对国际合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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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有特邀专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

志愿者都做什么？

堀江 办公室里有很多行政工作，如发送通讯和收据。 我们还在国际合作活动、慈善集市和跳蚤市场上设立了展位。 目前有大约100人作为志愿者为我们工作。

有各种援助的方式啊。

浦野 我相信AAR正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直接做的事情。 但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不可能真的去那里做这些工作。 FLEXSCHE公司也是通过捐款的形式请专家主持来实现援助的。今后也希望能继续代表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不胜感激。

堀江谢谢。

古川 您这么说我很开心，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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